中国富人自曝:我为什么选择移民?

2017-05-05
供稿人:苏州澳星linda 联系方式:183604758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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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再不出去就晚了”

2008年时,韩磊还是个“坚定不移派”。大专毕业的他经营着一家科技公司,买房买车,手头还有大量存款。人到中年,生活安稳,韩磊最大的希望就是小孩长大成才。虽然,朋友圈子里有人选择了“走出去”办理了加拿大移民,但韩磊却是连国门都没出过。

“别人家的孩子”改变了他的态度。一次,韩磊到朋友家玩,朋友此前已经移民加拿大,小孩也在那边念书。他惊奇地发现,朋友小孩会在自己进门时打招呼叫人,说话时也彬彬有礼。而出国念书前,这个孩子并不怎么叫人。进一步了解,韩磊得知这个孩子自己还制定了计划,每天玩耍和学习都有安排,不需要监督,会自己主动去完成。

韩磊清楚记得,这孩子出国前成绩还不如自己的孩子。询问中,朋友将孩子的变化归功于加拿大的优质教育。

“再不出去,时间就晚了。”危机感瞬间占据头脑,韩磊觉得不能等了,必须送孩子出国念书。韩磊说,他担忧成绩中等的孩子会在高考里毁掉。在以成绩说话的高考中,每年只有极少比例的高中生能进入“985”或者“211”工程高校。

通过咨询,韩磊决心选择了加拿大的投资移民项目。按照韩磊的打算,等到大儿子高中毕业,就可以前往加拿大念大学。随着对这个枫叶之国的了解,当地良好的教育环境、完备的社会保障、优美的自然风光,都对韩磊产生了吸引。当然,下一代的教育不是韩磊移民唯一的考量因素。他对生活环境越来越感到忧虑,雾霾日益严重,生活成本越来越高。“虽然,我和公司都缴纳着高额的税费,但却没什么福利。”韩磊说。

北京奥运会展现了中国的活力,在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之中,像韩磊这样的富裕阶层积累了更多的财富。丰裕的物质使得他们对自己以及下一代的生活、发展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。

研究者将韩磊这批以技术和资本作为“敲门砖”的精英移民群体称为第三次移民浪潮。上世纪70年代末、90年代初,面临着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诸多不确定性,中国曾出现过两次移民潮,分别以偷渡客和高知群体为主。

“现在,中国人有钱了,再也不是当时那种苦哈哈的形象了。”黄林,2001年便技术移民加拿大的广州商人,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他认识的富裕阶层,更多是选择通过投资移民,目的是给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。

作为投资移民的最受欢迎国之一,加拿大移民以其较高的性价比受到移民者的青睐:申请人须拥有至少160万加币的净资产,并须向加拿大政府提供80万加币的五年无息贷款,即可申请与家人一同移民当地。

这项于1986年推出的计划,已让许多中国人成功加拿大移民。据《南华早报》数据,仅2010年一年,就有超过3.4万名内地富豪通过加拿大驻香港领事馆提交申请。广州的多家移民中介也表示,加拿大业务最受欢迎,许多中介公司都是靠做加拿大业务起家。

2009年底,韩磊拿到了排号,中介告诉他需要等待四到五年的时间。和韩磊同一批的移民申请者中,有人已经等待了超过5年,有人才刚刚补交了材料,当所有人的动作几乎凝在一瞬时,他们得知,自己的等待到头了。

更便宜的优质教育资源

“大氛围就是这样,必须花钱。”

作为一个生意人,韩磊后来细细算账发现,待在国内接受教育的成本并不低于移民。移民花钱,而在国内想要上好学校却不只是花钱这么简单。

虽然在市区有了住房,但学区并不好。2004年,大儿子上一年级了,为了孩子去一个好的小学,韩磊和妻子商量花了五十多万在南京市中心买了一套学位房。而在一线城市,学区房的成本会更高。2013年6月,北京市西城区就爆出有11万至18万元/平方米的学位房房源,甚至有“逆天”学位房的单价超过20万元/平方米。

搞定了学位房,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上学了。韩磊又托朋友打点了关系,花钱打点后才进入了小学。“小学里面也有好班差班,想进好班就得想办法”。

上学离家远了,韩磊又专门添置了轿车接送孩子上下学,妻子也做起了全职太太,负责孩子的起居和学习督导。不久,韩磊的小儿子也出生了。韩磊的父母也加入到照顾小孩的队伍,一家人都围着孩子转。

“大氛围就是这样,必须花钱。”除了平时的学习费用外,逢年过节也免不了给老师送礼,以期老师能多关照自己的孩子。课余,韩磊还给孩子报了两个特长班,学习大提琴和艺术。朋友圈的孩子都这样,韩磊担心孩子不学就会落后。

等到“小升初”备考,韩磊又给孩子报了补习班,一节课数百元。等到入学,韩磊又费了好大力气托人、送礼,孩子才进入了一所不错的中学。

大把花钱,还需要低三下四去求人,但孩子的表现却并没有提升。孩子升中学了,自制力仍然很差,妻子在督促孩子学习的过程中也变得唠叨。韩磊感到孩子的“教育征途”,正在吞噬整个家庭的精力和快乐。

和韩磊一样申请加拿大被拒的王兵一家,也是为了女儿惠惠的学业。王兵从一开始就讨厌一考到底的竞争性教育,希望女儿能接受西式的教育。

因此,惠惠两三岁时就开始学习幼儿英语,“一年也才2~3万的学费,这点投入不贵。”坐在宽敞的教室里,以游戏的方式教学很对惠惠的胃口,这为她的英语打下了良好基础。

等到惠惠上小学时,问题出现了。接受了西式教育的启蒙,成绩颇好的惠惠上课时会讲话和做小动作,因此招致老师激烈的批评。以往,惠惠只要高高举起手来示意老师便可自由发言,而在这个小学时,惠惠举手发言却遭到了老师呵斥。老师说,没指名让你发言时不可随意出声。

渐渐地,惠惠不再愿意去学校了,每天早上在家里磨蹭,不愿出门。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天性,他将惠惠送到了全日制的外校,一直从小学到高中,学习类西式教育的课程。然而,这片世外桃源也敌不过升学的压力,进入高中后,课程教学变得越来越紧张,女儿常常早上五六点钟起床,晚上十一点才下晚自习。

韩磊也发现儿子的书包越来越大,高一的课程已经增加到九门,要应付的考试也越来越多。

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,过于早和过于残酷的竞争,苦不堪言的高考压力,助推教育移民的增长。与其说这些教育移民是在追求海外更优质的教育资源,不如说“我们自己的教育太糟,异化太严重了”。

加拿大等国优质公立学校向社会免费开放,比国内要更廉价。加拿大社会重视公平,教育也是以孩子为中心,家长也根本不用看老师的脸色,更不需要花钱送礼。这一代父母可能是最好的一代父母,他们富裕,懂得尊重孩子,也愿意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。

牺牲大人幸福孩子

女儿的独立成长,让他觉得移民后的诸多辛苦都值得。

回顾移民加拿大的12年经历,尽管甘苦自知,但黄林觉得当初的选择是“正确的”。“为了孩子嘛!”

刚到加拿大时,黄林的打算是“找个负责人的位置”,他觉得以他在国内的高管背景,“完全不算过分”。在看到一位计算机工程师的朋友,在加拿大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竟是餐馆服务生,结果三天后还因为笨手笨脚被开除时,黄林心都凉了。

“后来我就做了超市里的季节工,帮顾客做导购、搬东西、弄推车。”黄林的求职期待一路从管理者、销售业务员、销售助理、兼职工落到了临时工,每小时只赚几加元。想到自己曾经打理过上千万的资金,黄林就只能安慰自己,“还好不是以这份工作维生”。

“牺牲大人,为小孩着想吧。”和黄林一样的移民,多数抱定了牺牲自己,为下一代考虑的想法,希望儿女能在异国他乡获得成功。黄林移民后,将尚在读幼儿园的女儿接到了加拿大。而现在,就读于多伦多大学的女儿正是他心中的骄傲。

加拿大教育的良好品质,黄林深有感触。女儿读一年级时,他被首次邀请去学校参加家长会。“我发现女儿的学校既没有课表,甚至连教科书也没有。”黄林急着问老师孩子学什么,那个老师似乎根本就没听过这些东西,摊摊手走开了。

让黄林感到放心的是,加拿大的小学将课外作业负担不超过半小时作为一项承诺,学校还邀请家长监督老师。另外,学校还提醒家长不要批评孩子,比较孩子。

加拿大老师对孩子的用心之处,也体现在每年的评语表,上面详细地说明了孩子的学习状况,每个科目到了什么水平。“就像一份分析报告,严谨仔细,就算是批评也是通过很妥帖的方式表达出来的。”黄林说,看完报告就会感慨加拿大老师是真心关注并关心孩子的。

阅读、制作手工、做社区服务、准备presentation,女儿在接受全方面的锻炼之后,2013年进入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空间物理。“这是她的兴趣所在。”对女儿的成长,黄林并没有像国内朋友那样事无巨细地操心。

女儿的独立成长,成为他在移民后的最大惊喜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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